乐山公务员面试:启东:抛荒的耕地就这样被“托管”起来

　　一只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在厚厚的水草上急行，头一伸一缩地寻觅着小鱼小虾。嫩绿的芦苇迎风摇摆，河岸边零星种植的蚕豆、油菜、莴苣，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肆意生长。它们的茂盛，却远不及小麦。麦子能掀起麦浪，麦田已成绿海。

　　“那些麦子全是我种的。”江苏省启东市合作镇曹家镇村的朱锦荣指着小河两岸成片的小麦说。他所说的“那些”，不仅是记者目光所及的，还有分布在附近三个乡镇十多个村庄的近3000亩小麦。但其所说的“我”，的确是朱锦荣本人。

　　“万元户”的种粮情结

　　朱锦荣今年69岁，一头花白稀疏的头发，一双古铜色的大手，典型的农村老汉形象。就是这位农村老汉，去年产粮320万斤，仅小麦就有190万斤，且全成了国家储备粮。

　　“现代人不知道粮食的珍贵，是没尝过饥饿的滋味。”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朱锦荣，甚至把种粮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尽管社会商贩的收购价比国家收购价每斤要高出一两分钱，他还是决定把小麦卖给国家。“每台农机都拿了政府补贴，当然应该卖给政府。”

　　朱锦荣是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去年还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种粮大户”称号。早在1987年，他就尝试承包邻居的15亩地，连同自己的5亩责任田，第二年全部种上棉花。夫妻俩精耕细作，20亩良田换来2.5万元收入,一年就成了“万元户”。“辛辛苦苦在外奔波，一年也就七八千收入，还不如我种田的。”初战告捷，朱锦荣对种地更有了信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农村抛荒、半抛荒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深深刺痛了朱锦荣的心。“农村抛荒地很多，即使不种，农民也得交农业税，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土地交给我种，我帮他们交税。”朱锦荣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他耕种的土地超过1000亩，“那时候也就5台手扶拖拉机，每亩年收益能有四五百元。”

　　经过20多年积累，他接管的土地逐步连块成片，范围不断扩大，自己忙不过来，只能请周边的农机手帮忙。但农忙时节农机手难请，部分农田因此失收。

　　求人不如求己。2011年，朱锦荣发起成立锦荣农机专业合作社，陆续购进多台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烘干机以及植保机、开沟机等，全村20多个种田大户成了农机合作社社员。朱锦荣把库房分割成配件间、维修间、仓库、油库、机库，常年有5个人专门负责耕种和维修农机。因为农机用油量大，去年油价低迷时，朱锦荣一下子购进5吨柴油，储藏在自己的油库，后来油价上涨了近20%，让他得意了很久。

　　朱锦荣接管的土地最多时超过3200亩，后来自己算不清了，就请曹家镇村两位退休村支书帮他管账。“他这个人啊，农民托管给他8分地，他算一亩，算来算去，自己也糊涂了。”65岁的印耀辉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和63岁的陈建平，就帮着朱锦荣到地头核实面积、分清每块地的种植种类，建立台账、发放租金。一直忙到春节，终于把土地全部重核了一遍，125万元的租金也全部发完。

　　“现在向农户交租金，每亩每年要五六百元，能挣三四百元。”见记者不解，朱锦荣说，现在粮价上升了，机械化程度提高后，种地成本也在下降，所以收益仍然不错，“即使现在种地不赚钱，我也安心，毕竟没让这些土地抛荒。”

　　不过，朱锦荣还是有隐隐的担忧，因为目前种地的多是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他雇用的帮手也是老人。“我估计自己还能忙几年，希望儿子能来接班。”朱锦荣的儿子目前在启东滨海园区做生意，开了好几家门店。“你儿子的生意挺好，他不一定能看上这些土地。”印耀辉在一旁嘀咕道。

　　外来的“启东农民”

　　朱锦荣目前是启东接管农田最多的“种粮大户”，但更多的“种粮大户”，是外地人。来自连云港灌云县的潘广时便是其中一位，目前托管三个镇1000多亩地。

　　“15年前我刚到启东时，有很多田地荒芜，只要帮村民交农业税，土地就可以给我种，而且收成全归我。”当时，潘广时夫妻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一家三口跑到启东“讨生活”，身无所长，只能靠种人家的地谋生，却从此站稳了脚跟。

　　2000年，潘广时种了14亩 的“老黄瓜”，当年就挣 了11万元，后来借给堂 兄做生意亏了，他更加坚信土 地上的商机。40亩、100亩、200亩，潘广时的种植面积 越来越大。“主要种麦 子和大豆，一年两季，每亩每年 赚500元左右。”潘广时显 得有点小满足，乐呵呵地说，“种田 无忧无虑，没人管，图 个自在。”

　　前两年，潘广时花16万元  租下南阳 镇光明村 废弃的村小，把它改造成 自己的“根据地”——堆放各种农 机、种子、化肥 农药等，去年又花 30万元建起厂房，用来存 放4台烘干机。

　　与朱锦荣相比，潘广时的 规模 还显得小了点。“现在我 还要努 力做大，做大了才有 竞争力。”身强力壮的潘广 时尽 管只有初中文化，最近 也张罗成 立了一个松散型的 农机合作社，30多人，多数是农机 手，有活大家 帮衬着干。

　　拖拉机、收割机、旋耕 机、开沟机、播种机……各种农机杂 乱地停放在广场上、仓库里。“你雇了几个人?”“就我一个，这些机器 我都能开。”不仅能开，潘广时 还“懂”修理，因为“捣鼓捣 鼓就行了”。在一间被当成临时客 厅的校舍墙壁上，挂着各种农 机钥匙，也许只有他才分 得清每把钥匙的归属。

　　“你呀，真该雇人帮帮你，最起码帮你管管台账，不要什么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在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眼里，小潘很能干也很辛苦，因为是外地人，对本地人客气宽容，显然有时候容易吃亏。去年年底，见小潘实在忙不过来，包汤兵就组织村干部帮他与村民定租赁合同、发放租金。添置烘干机时，同样是包汤兵与电力公司协调增容事宜。

　　“如果他们不来种地，这片地真有可能荒了。”包汤兵说，光明村全村近4000亩地，小潘一个人就托管了660亩。“年轻人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以后的地啊，还真得指望小潘他们种下去。”56岁的包汤兵说，再过10年，他种不动了，肯定要把土地托管出去。

　　在潘广时所租的村小后面，有一家手套厂，吸纳了附近很多三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她们的承包田，基本上托管给外地人了。“在她们眼里，种地低人一等，宁可进工厂拿一份并不丰厚的工资，也不愿意种地。”74岁的包汉冲，目前还种着4亩地，他的两个女儿都嫁到了邻村，女婿常年外出打工，女儿们便赋闲在家，这地，却是不会种的。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全托管”

　　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施建伟介绍，全市目前有耕地100多万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托管”经营主体超过100家，“全托管”面积突破6万亩，“尽管托管的比例还不大，却是大势所趋。”

　　施建伟曾多年担任农机局局长，他发现随着全国各地农机日趋饱和，启东农机手走南闯北谋生的路越来越窄。“必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11年开始，启东市鼓励本地农机合作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改变过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散兵游勇”式的生产方式。

　　“当时我们叫租赁承包，后来在南通市推广时，统一成‘农业生产全托管’。”施建伟解释说，所谓“全托管”，就是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有能力的农业合作组织或个人经营，农户以收取定额地租费的方式获取土地收益;农户也可以向托管者支付定额托管费，托管者全权经营，所收获的农作物按合同约定交给农户。“全托管”中，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不变，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不变，土地的农用地性质不变，改变的是土地的经营主体。“这实际上是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朱锦荣等人早就开始实践了。”

　　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政策激励下，近几年，启东农业生产“全托管”的经营主体不断扩大，从原来的农机合作社扩大到村干部、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农民经纪人等。农户把土地托管给他人后，一方面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外出打工，或者为实行“全托管”的合作社、种田大户打工，取得双份收入。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分管部门不同，启东各类土地的托管面积，可能远超施建伟的估算。市农委农机科科长蔡松平说，他们的统计范围主要是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机合作社，其他形式的托管以及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则不在统计之列。

　　来自河南郑州的李继中今年54岁，6年来陆续从老家组织200多人，在启东托管1万多亩农田种植大葱，这“1万多亩”显然不在统计范围;南阳镇光明村6组的黄维冲，除了耕种自家的2.7亩地外，还种了姐姐家的4.3亩地，同样不在统计范围;海复镇安东村统一组织的730亩土地托管给了外地人种蔬菜和绿化苗木，依然不在统计范围。

　　在启东，尽管一时难以掌握全市土地托管的准确数字，但每个人都看到了“大势所趋”。

　　当种地收入微薄还要交一定农业税时，青壮年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成了农民工，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当农业税被取消，种地还有一定补贴时，很多农民又开始珍惜土地，却不一定转身返村。建立在机械化耕种基础上的土地托管，的确能有效化解“无人种地”难题。但在启东，39岁的潘广时，绝对属于年轻且稀少的，更多职业化农民，是像李继中、朱锦荣一样的中老年人，职业化农民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处境。(半月谈记者 朱旭东)

（编辑：四川华图）